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由央视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制作出品、中国社 会科学院监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 撰稿并邀请国内多家重点大学、专业机构的研究 人员共同参与创作。 为了让广大观众先行了解其面貌，并听取各 方面意见，不断提高拍摄质量，电影频道从已经 拍摄完成的作品中，选出有关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时期的7集先行播出，1月21日至27日晚8：50， 观众将分别看到《诸葛亮治蜀》、《魏晋风 度》、《北魏孝文帝改革》、《梁武帝治国》、 《魏晋佛教》、《再造统一》和《炀帝功过》。
《宵夜江湖第 4 季》延续前作风格，走进宜宾、义乌等八座城市，寻访本土美食大咖的手艺。镜头里有宵夜的鲜香，有地道的人情，更有市井生活里日常又传奇的故事。
宵夜最能抚慰人心。主创以漫游者的视角穿过炊烟，触摸城市肌理 —— 街角摊主多送的一勺卤汁，家人围坐时锅中的热气，都是烟火里的踏实幸福。有人为你留灯便是安心，舌尖江湖能落脚成家便是归心。
这趟烟火旅程不只是味觉盛宴，更是对家庭与幸福的温柔叩问。深夜被食物点亮的瞬间，藏着中国式生存智慧与爱的传承。
《老广的味道》第九季继续坚持上山下海，呈现地道广味。通过现场纪录广东农民、渔民的耕作及捕捞，贴地气，传播劳动者的正能量。用独特的纪录片视听语言，突显华侨、广府、客家、潮汕等岭南地方特色，展现岭南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弘扬广东人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的精神。
昨天我看了一个电影，是个法语片<最后的猎人，le dernier trappeur>，片子很很美，同时又有一点淡淡的忧伤，人们该好好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了。Trappeur中文翻译成猎人，但所指的是专门利用陷阱和夹子狩猎的猎人。片中男主人公Norman和他的印第安妻子Nebaska生活在远离城镇的大山中，延续传统尊重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的相处。而如今文明的发展，让那种自然和谐的生活越发无处藏身。Norman不得不开辟新的居住地才能捕猎到皮毛动物，他有妻子Nebaska和忠实的雪撬犬相伴。片中虽然没有很多镜头表现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但几个细节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很彼此关怀爱护的。Nebaska为劳累的Norman按摩脊背，帮助他建好新的木屋，女人的灵感让Norman那天一定带上猎犬Abas, Norman开始并不喜欢Abas,但结果正是Abas把他从冰水中救出。女人们是很少愿意嫁给一个猎人的，现代的妇女更愿意稳定的生活，住在城镇中。没人愿意把生活系在毫无保障的夹子上的。但Nebaska还是和Norman相依为命的生活在一起。那种纯朴的心灵最美。
一位美術老師回到故鄉悼念去世的祖母，除了面對模糊的家族記憶，她也意識到國族歷史的斷裂問題。一個被世界遺忘，自己也健忘的島嶼，如何在後殖民時代，用藝術行動重建認同？
这部纪录片是对鲍勃迪伦1965年英国巡演的忠实记录，导演彭内贝克用影像清晰的说明那时的鲍勃迪伦与披头士是多么的不同。与同时期的《苦难日之夜》相比，《别回头》更直接，深刻，对自己的拍摄对象也没有造星般的刻意吹捧，甚至还毫不掩饰的可以嘲讽，但是，再冷静的镜头都无法掩盖年轻迪伦的灿烂光芒，同现在的老迪伦相比，年轻的他无与伦比的傲慢，机智，激情洋溢，而其中一段以垮掉派代表艾伦金斯堡为背景的开场更是弥足珍贵。
六岁的孩子因为在学校了解到心脏停搏会引发死亡而彻夜难眠，母亲于是就是否应向孩子坦白真相和教师讨论。这部私人化的作品以模糊的童年记忆为基础，在现实与虚构的交替下，对死亡的新意识开始摧毁纯真。作品用鲜艳的宽屏画幅表现母子两人的情绪世界，精细的构图让人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的油画。 影片获得2017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短片金熊奖。
二后生五十出头，是个唱二人台的江湖艺人。游走在内蒙古河套地区。 二十四年前，他在一个村子卖唱时认识了三女子。三女子有男人，家境苦寒，男人让她跟上二后生卖唱养家。不料日久生情，二后生要带三女子远走高飞。男人知道后叫上自家的两个兄弟，把二后生诓到村里，挖掉了他的双眼。二后生死里逃生，保全性命。后来便把这段经历编成了二人台曲子，曲名叫《挖眼睛》。红及内蒙晋北一代。 纪录片《挖眼睛》记录了二后生的日常生活，追述了那些不堪的往事。呈现了他以死延生的人生境遇。
本部纪录片直击“艾滋病”这个敏感而恐怖的话题，以跟踪拍摄被感染的马深义一家为整条线索，赤裸裸的向我们诉说着，这个家庭面对生死的生活原态和他们的心路。上世纪90年代，在河南省南部的一些乡村中，很多村民在卖血脱贫的鼓惑中，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马深义一家就住在文楼村。一家五口，除了大女儿马宁宁以外，整个家庭都是艾滋病的受害者。纪录片从2001年的春末夏初开始，历经盛夏、深秋、严冬，一直到春节，讲述艾滋病带给整个家庭的这场灾难。 本片荣获2003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提名、2003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最高竞赛单元提名、2004年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2004年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
唐纳德·施特尔瓦格总是格格不入：饱受欺凌，最终辍学，并成为了一个瘾君子。上世纪 90 年代初，正当他的生活开始好转时，一部电视剧把他和一起银行抢劫案联系了起来。描述：非常高，非常胖 — 就像施特尔瓦格一样。一名可疑的专家证人声称劫匪的耳垂很有特色，说服法官相信施特尔瓦格有罪，他因此被定罪。尽管有可信的不在场证明，施特尔瓦格还是在狱中度过了八年。在他获释后不到两周，真正的罪魁祸首就被抓获了。施特尔瓦格被宣告无罪，很快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但随后，一辆黄金运输车在 A81 高速公路上被劫持，价值 180 万欧元的黄金被抢走，一切都改变了。劫犯的头目 — 臭名昭著的黑帮说唱歌手莎塔尔向警方告密了。黄金劫匪和被劫者有一个共同点 — 他们都认识唐纳德·施特尔瓦格…他是否犯下了此前被污蔑的罪行？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命运复仇的方式吗？
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由于女演员在片场发生了危机性命的意外，亦由于一直教导的学生投靠了他人的麾下，导演金基德长久以来对于电影的执念发生了动摇，年逾五十的他发现原本高产的自己竟然再也没有了拍电影的热情与冲动。于是，失意的导演选择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简陋的高山之上开始了自我质疑和质问的心灵旅程，他用摄像机拍下了这一段困顿生活中的自问自答，经过剪辑，于是有了这部电影。 拍电影究竟是为了什么？将那些饱受争议的画面和意向放置在电影里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即使是金基德，也给不出标准的答案。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已将电影融入了生命，情到深处人孤独，在《阿里郎》的歌声里，除了电影本身之外，一切都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从冰冻极地到热带雨林，认识自然界最迷人的巨兽，它们证明了庞大体型也会带来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