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抗战》作为一部纪录片集完整性、概括性和权威性于一体，本着实事求是、用史实说话的态度，挖掘出1000余小时由各国记录的战场原声影像、10万张高清真实照片，整理手稿、通讯、报纸文摘等重要文献千余份。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以人物为切入点，用新视角、新理念、新资料、新技术,对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至日本投降的14年抗日战争，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生动的历史回顾。
以小說征服全世界的文壇大師米蘭昆德拉低調成謎。他在 1985 年決定不再接受訪問，也沒公開露面，從此隱身於作品後。如今一名學子，決定挑戰這個不可能的任務：採訪米蘭昆德拉！鏡頭跟隨著他探訪和昆德拉交手過的藝文圈人士，一窺他在家鄉布爾諾的生活、於布拉格 FAMU 電影學院學習及任教期間的獨到作風。為何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被改編成電影之後，再不允許自己任何一本小說被翻拍成電影？他為何流亡法國，並決定以法語寫作？昆德拉禁止他的法語著作被翻譯成捷克語的原因又是什麼？從昆德拉第一部長篇小說《玩笑》，到打破封筆宣言之作《無謂的盛宴》，逐步揭開他小說中的哲學探討。他對文字的極致要求，絕對令你大開眼界！
从阿根廷到哥伦比亚，这部出色的纪录片记录了数位人物，他们分享了自己与南美最雄伟的山脉之间的联系。
《好邮差》（The Good Postman） 导演：托尼斯拉夫·赫里斯托夫（Tonislav Hristov） 芬兰/保加利亚 入围2017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单元
这是一部探讨意大利人爱情与性观念的带有社会学性质的纪录片。影片向意大利各地、各种阶层，各种行业、各种年龄的男女们询问关于爱情和婚姻生活、性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甚至采访孩子们“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 他随意地把镜头和麦克风向着沐浴在阳光下悠闲散步的人们；在镜头后面，他向人们抛出了一个有关"爱情"――这是一个交叉着包容了性、夫妻、快乐、家庭、婚约以及风俗习惯、卖淫及其价格等多种范畴的模糊不定的领域――的问题。有的人把他的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回忆伪装改扮，说起来支支唔唔、顾左右而言它，而他们又时常收拾起他们自己的隐痛，喋喋不休地好象是别人的代言人；他们越聊越近乎，说出他们赞赏的事物和不满意之处；他们勾肩褡背、面面相觑。笑语、伤痛，还有些许狂热迅速在这一群人中间传递，波及每一个人。
本片讲述了华裔导演刘毅(Louis Hothothot)旅欧多年后的回乡故事，通过个人的故事，展现了中国从1979年起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一个家庭产生毁灭性影响。导演刘毅1986年生于中国。父亲因为有了“黑户”老二，被罚三年工资，事业也受到沉重打击。 自己的出生使家人遭受如此痛苦，刘毅心生无限愧疚。20岁多时，他移居阿姆斯特丹。在欧洲生活多年之后，他终于可以面对与家人无法解开的心结。回家，开启了一段重访真相、重归于好的旅程。然而，隐秘的创伤被揭开，带来了新的撕裂；家庭的矛盾也再一次一触即发。 导演的镜头时而令人紧张不安，他迫使家人们面对昔日创伤，探究尖锐问题，将他们从不安的过去中拽离。这过程虽痛苦，但必须完成，因为“若记忆一直冻结在过去，又有什么能使痛苦消融？” IDFA官方称这部作品是一部充满惊奇、微妙的精神之旅。
影片记述了电影《智取威虎山》的整个拍摄过程，从采访原著作者到最后电影完成，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给观众电影的整个过程。
作为一档美食人文类纪录片，《傲椒的湘菜》由味及道，以湘菜为入口，反映湖湘文化养育出的人文精神。历经三年，走遍湖湘，跨越世界，纪录片以湖湘为源点，以世界作维度记录地域美食，通过美食反映湖南饮食文化和风土人情，通过人物故事反映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时代语境。 纪录片共分为12期，每期扣准一个主题，从人文、传统、新派等多个角度，阐述了米食、小吃、乡野、辣味等多种饮食文化，在城市与田园间无缝切换，发掘天生地养的灵动，以鲜活的影像呈现最真朴的湖湘。
山西省岢岚县，有91个贫困村、贫困户4580户、贫困人口10181人，按照岢岚县脱贫攻坚的整体部署，政府计划将115个整自然村易地搬迁。电影《这一年》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用镜头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几个特困家庭在搬迁中的矛盾纠葛，以及在新生活中重获希望的过程。
这是一部关于印度女性新闻从业者的纪录片。在这个男性主导的领域，诞生了印度唯一一份由达利特女性经营的报纸。首席记者梅拉和报社的其他女性同事一起，以智能手机为武器，在性别不公的前线与传统思想进行抗争，向世人证明女性能冲破家庭的束缚，通过工作展现出女性独有的力量。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全新纪录片终于见光，这部电影将在正在进行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亮相，今天率先曝光了首款海报，片名从原来的The Turning Point改为了Before the Flood(《洪水泛滥之前》)，更加直切主题。这部纪录片几乎就是跟拍了小李作为联合国大使游走世界各地考察环境的过程，马丁·斯科塞斯也有参与制片。
Paradise (working title) by Alexander Abaturov, who shot his movie in the Sakha Republic alongside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Paul Guilhaume, in an area where huge spontaneous fires break 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