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火焰

　　斯科塞斯拍摄的一部关于演员史蒂文·普林斯（Steven Prince）过往事迹的纪录片。

　　历经三年多制作，《布达拉宫》首次全方位展现这颗人类文化瑰宝的全貌。在内容上，从历史、建筑、文物、艺术、人文民俗、自然环保、现代生活等方面全景式展示。一代又一代人用劳动、智慧和审美造就了这座人类文明瑰宝，突出其人文价值、民族文化价值及匠心传承精神。
　　在形式上，以循序渐进的探索为脉络，梳理历史人文与传承；以环环相扣的叙述满足好奇心与求知欲；以生动感人的故事和民俗生活化解知识信息的严肃说教感。画面与音乐唯美诗意，具有史诗感与审美高度。

聚焦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制作《大都会》的过程以及幕后那些事。

 《汉娜·蒙塔娜》20周年特辑。

　　2017年，李一凡开始拍摄杀马特。他从深圳开始，在深圳、广州、中山、惠州、重庆、贵阳、黔东南州、黔西南州、毕节、安顺、昆明、大理、玉溪、曲靖，以及红河州，共计完成杀马特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在拍摄期间，李一凡又从杀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通过直接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 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915段。
　　这是一次详实且残酷的调查梳理行动。五颜六色的头发下面，李一凡重新检讨了城乡关系里，关于社会底层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的根源。当越来越多的杀马特消失在人们视线里，而曾经或依旧是流水线工人的他们，和今天仍然不断涌入城市的打工者一样，依然面临着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依旧笼罩在制度性排斥的阴影里。
　　杀马特音译自英语“smart”一词，泛指一种中国城市年轻工人中曾经风靡一时的亚文化潮流，以夸张而廉价的服饰、发型著称。艺术家、纪录片导演李一凡花费数年时间实地接触和研究“杀马特”群体，最终用访谈和工厂场景创作出一部长片，并在展览现场用数百部二手手机播放购买自工人自拍的生产场景。
　　李一凡将展览视为一次让美术馆观众看到另外一个社群的机会，在长片中他借用年轻工人的陈述，描绘出杀马特形成的条件、变化，及如何在舆论暴力下走向式微。在项目中，他始终是以无知者的角色进入，随后逐渐发现杀马特的遭遇，来自于年轻工人的孤立处境和与城市主流生活之间的疏离，并把项目看作是对杀马特一词祛魅化的过程。这与他一贯的立场保持一致，即认为在中国的现状下，艺术创作应当基于对社会生活的直接体感，才能因现实本身的超越性，获得足够的创造力。

　　纽约的城市图景，并行的是现实中艾克曼倾读母亲来信的段片。信是居住在比利时的母亲写来的。艾克曼这部早期的实验电影，是对他乡旅人的距离的最好的描述。

　　Talented, energetic, and full of joy, Rita Moreno has been dazzling audiences for over 70 years. Whether showcased on television, film, or stage, her artistry transcends singing, dancing, and acting, as she continuously reinvents herself and pushes creative limits. Moreno is a pioneer and one of the most authentic performers of our time, and she has the EGOT status to prove it.

　　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SHOT! The Psycho-Spiritual Mantra of Rock is an odyssey into the colorful and bohemian tales of rock 'n' roll's history. A cinematic adventure that delves deep into the mind of one of rock's greatest living photographers: Mick Rock. Through the poignant lens of rock 'n' roll mythology; icon-maker, psychedelic explorer, poet, and custodian of dreams Mick Rock navigates his story from the glam rock shimmer of London to the snarl of NYC punk, and deep into the new millennium. Mick turns inward to face himself and the experiences as the visual record-keeper of myths and legends that propelled him into a living icon in this rock n’ roll comeback story.

　　因为地理环境、文明历程和物产丰厚程度不尽相同，人们对食物的处理时而天差地别，时而异曲同工。不约而同的选择，造就世界的丰富多彩和殊途同归。
　　《风味人间》第2季，共8集，从全世界的角度出发，在特色鲜明的美食之中找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探究相同食材的不同做法、不同食材的相同做法、不同做法的相似味道。寻找新鲜、猎奇、少为人知的食材；提供趣味和知识，不断创造意外之喜；拍摄鲜活灵动的影像、采用故事化的叙事、进行平实亲切的讲述。

　　一名年轻的英国士兵从阿富汗战争归来，与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作斗争，他在亚马逊雨林遇到了一名美国科学家，他们一起抚养了一只孤儿豹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