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是一部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联合出品，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制的十集系列纪录片。该片以位于中国西部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河西走廊为讲述对象，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多角度呈现了从汉代开始直至今天，河西走廊及其连接的中国 西部 的历史，以及它对中国历史和文明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是贯穿全篇的主题。
这部独特的纪录长片由获奖野生动物电影制作公司 Silverback Films 和全球环境组织 WWF 共同制作，由一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自然界的人为我们讲述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的故事。在 90 多年的时间里，爱登堡走访了地球上的每一块大陆，探索了这个星球上的荒野之地，记录了生物世界的多样性和奇妙之处。这部电影为未来几代人提供了面对地球上巨大挑战的强有力并充满希望的信息。 这部电影是爱登堡对自然界的解说，于 2020 年 10 月 4 日在 Netflix 面向全球上映。
当鸟儿用羽翼去实现梦想，翱翔在我们永远无法凭借自身企及的天空，人类又该赋予他们怎样的赞叹呢？ “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的承诺。”雅克·贝汉以这样一句话带我们踏上了鸟与梦飞行之旅。毫无疑问，[迁徙的鸟]直接界定了世界顶级纪录片“获取真实”的标准——前后共600多人参与拍摄，历时3年多、耗资4000多万美元，景地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记录胶片长达460多公里。这部动用了17个世界上最优秀的飞行员和两个科学考察队的电影甫一出世，就引起轰动。短短三个星期内就有250多万法国人为它走进影院，飞越1200公里的大天鹅对生命的坚持，在漫天风沙中追寻出路的沙丘鹤、在冰天雪地下与海鸦对抗到底的企鹅……尽管当中也有失败气馁，也有悬崖边的木头木脑，也有来自人类贪欲的窥视。 除了简单的说明，整部影片不再有言语。本片的主角是憨态可掬，形态各异的鸟。他们带我们飞过大海，飞过雪原，飞过高山；他们用振动的羽翼向我们诠释飞翔，诠释执着，诠释温情，诠释生命。
《宵夜江湖第 4 季》延续前作风格，走进宜宾、义乌等八座城市，寻访本土美食大咖的手艺。镜头里有宵夜的鲜香，有地道的人情，更有市井生活里日常又传奇的故事。
宵夜最能抚慰人心。主创以漫游者的视角穿过炊烟，触摸城市肌理 —— 街角摊主多送的一勺卤汁，家人围坐时锅中的热气，都是烟火里的踏实幸福。有人为你留灯便是安心，舌尖江湖能落脚成家便是归心。
这趟烟火旅程不只是味觉盛宴，更是对家庭与幸福的温柔叩问。深夜被食物点亮的瞬间，藏着中国式生存智慧与爱的传承。
一段名为《和豚说话的女孩》(The Girl Who Talked to Dolphins)的纪录片将于6月17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 美国研究员霍韦（Margaret Howe）于上世纪60年代参与一项动物实验，尝试教导6岁大的樽鼻海豚彼得（Peter）说英语，希望证实海豚具有如人类般的语言能力。虽然彼得的学习成果有限，却意外爱上了与它朝夕相处的霍韦，编织出一段凄迷的“人豚恋”。 来自美属维尔京群岛的霍韦，在下周播出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纪录片讲述这段经历。当年仅23岁的霍韦，于1965年参与着名神经学家利利主持的实验，被安排入住“海豚之家”10周负责教彼得英文，无论用餐、洗澡、睡觉或玩耍都在一起。 彼得仅学会“ball”（球）及“diamond”（钻石）等单字，却对霍韦日久生情。它被霍韦冷落时会“呷醋”，甚至对她展示性欲，多番将自己挤向她的双腿之间，并绕着她不断转圈。霍韦只好安排彼得与另外两条海豚生活来抑制它。 彼得可能感到自己过于热情吓坏了霍韦，变得较为温和；渐渐霍韦亦对它产生情愫。可惜实验后来因经费不足告吹，彼得被移送至迈阿密。与“爱人”分离的彼得或因心碎，数周后闭气沉于池底自杀身亡。
《辉煌中国》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全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纽约图书馆》将观众带到了世界最大的知识宝库之一的幕后，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包容的文化交流和学习平台，每年接待1800万读者，线上访客3200万人。在曼哈顿、布朗克斯、斯坦顿岛地区散布着92个图书馆分部，致力于为这个复杂而繁华的大都市的所有居民提供资源。影片审视了这个传奇机构是如何在保留传统的同时适应数字化革命的。纽约公共图书馆是多面的，从位于第五大道的庄严宏伟的总部到分布在城区的各个分部，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项目和目标群体。图书馆的功能远不止借书，而纽约公共图书馆通过讲座、社区工作、为孩子而设的工作坊以及为找工作的人而设的培训课程，造福所有人。这部纪录片展示了图书馆是如何用书、音乐会、讲座、课程等多种方式教化读者，激发学习兴趣、传播知识并巩固社区联系。
My film diaries 1970-1979: my marriage, children are born, you see them growing up. Footage of daily life, fragments of happiness and beauty, trips to France, Italy, Spain, Austria. Seasons of the year as they pass through New York. Friends, home life, nature, unending search for moments of beauty and celebration of life friendships, feelings, brief moments of happiness. The film is also my love poem to New York. It’s the ultimate Dogme movie, before the birth of Dogme. —Jonas Mekas
本片纪录《影》诞生的全过程，展现张艺谋导演及电影主创如何把创意、文字变成一幅完整的水墨丹青的美学画卷。选取幕后电影人作为记录对象，包括演员、美术、摄影、道具、服装、剪辑等各个工种的工作人员，讲述他们为电影中每一帧拍摄做出的细致考量。影片揭示邓超一人分饰两角的秘密，邓超孙俪夫妇互怼互黑的日常，聚光灯外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幕后英雄，让观众了解中国电影工业的全貌，体验电影人非凡匠心的感动瞬间。
六岁的孩子因为在学校了解到心脏停搏会引发死亡而彻夜难眠，母亲于是就是否应向孩子坦白真相和教师讨论。这部私人化的作品以模糊的童年记忆为基础，在现实与虚构的交替下，对死亡的新意识开始摧毁纯真。作品用鲜艳的宽屏画幅表现母子两人的情绪世界，精细的构图让人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的油画。 影片获得2017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短片金熊奖。
几十年过去了，70年代纽约下东区的无浪潮艺术家们在那时都已厌倦Chuck Berry式和弦与一切传统摇滚乐的东西，你无法看到两支相同的无浪潮乐队。虽然这场革命昙花一现，但是他们创造出了音乐崭新走向的可能。由Scott Crary执导，于2004年上映的地下无浪潮运动历史纪录片—《Kill Your Idols》，采访了纽约地下最反叛的一群先锋艺术家们：Teenage Jesus & the Jerks, DNA, Sonic Youth, Liars...
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