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星球第一季

　　#与六轻为邻20年空污下的云林
　　「《在云里》是一部非常阶级的影片，虽然是在云林的故事，可也同时是全台湾、全球的问题。空污不只是环境问题。」——詹皓中(导演)
　　云林，早期因森林密集，云雾缭绕般的美景命名，如此美丽的地方，长久以来皆位于发展的边陲位置，主要产业以农、渔业为主；后来，巨大的工厂开始林立，工厂的云烟取代了森林的云雾。
　　导演从小在云林成长，透过镜头呈现传统农业与石化工业并存的矛盾景观，在经济发展挂帅的价值观下，自然环境和居民是否成了最大的牺牲者？ 詹皓中：「我从小在云林长大，四处可见美好的田园风光，但除了农业以外，这里还有巨大的石化工业，人们因为石化工业的存在各抒己见，有人认为政府管制不当造成环境的浩劫，有的人认为石化工业带来良好的经济贡献，更多的人假装不知道，因此我希望透过镜头让大家看看这里发生的故事。」
　　渐渐，工厂的云烟，取代了森林的云雾…
　　#那些看不见的都在云里
　　#398根烟囱日夜排放...
　　#荣获台北电影节社会公义奖
　　导演纪录了3位罹癌居民的故事与许厝分校迁校事件，以及六轻周边环境的异变。
　　勇夺台北电影节会外赛「社会公义奖」。

　　一名女子在家进行DNA鉴定，发现自己拥有许多同父异母的手足，从而揭穿一桩涉及精子捐赠和知名生殖医学医师的惊人阴谋。

　　露芙威斯海默博士身形嬌小，但卻是性治療及性教育界的巨人。八、九十年代，她在電視和電台節目上大膽談天說性，毫不諱言地探討各種禁忌話題，使她成為了家傳戶曉的名人。即使現在年屆90，她仍未言休，只要你願意聽，她必定語出驚人，教你如何享受性愛！導演賴恩韋特的鏡頭不但捕捉了露絲博士熱情跳脫的個性，也記錄了她樂天性格背後的悲慘過去：兒時經歷納粹大屠殺，父母雙亡。倖存下來的她，不但走出黑暗，更成為了先驅者，以熱情燃亮別人的生命。

　　From a nuclear lake to a haunted forest, New Zealand filmmaker and journalist David Farrier ('Tickled') visits unusual -- and often macabre -- tourism spots around the world.

　　一部关于火烈鸟生活周期的自然纪录片，影片拍摄于坦桑尼亚北部的纳特龙湖。
　　在一个遥远且被人遗忘的野外，还存在着大自然最后的伟大杰作：数百万有着红色翅膀的的火烈鸟正展开双翼，经历着出生、成长和死亡的生命旅程。
　　影片中有着太多此前从未被摄影机记录过的雄伟影像，并且记录了这群濒临灭绝的稀有生物是如何为了生存而抗争的。
　　◎花    絮
　　「Disneynature」荣誉呈献首套大型生态记录片，带你走进人类鲜有踏足的神秘境，透过凌厉壮阔的形象，以及娓娓动人的配乐，揭开非洲红鹤的身世之谜。这部纪录片是在坦桑尼亚的纳特龙湖拍摄的，在坦桑尼亚北部与肯亚交界处的湖泊，位于阿鲁沙西北面113公里的东非大裂谷。湖长56公里，宽24公里，有盐、苏打、菱镁矿等矿藏。湖水温暖，成为大裂谷红鹳理想的繁殖场所。在纳特龙湖及周边水域，共生活着400万只火烈鸟。
　　在非洲坦桑尼亚北部的大裂谷中，座落不同的火山与湖泊，其中的立顿湖因为独特的地质环境成为红鹤鸟理想的繁殖场所。红鹤鸟的羽毛只有在繁殖期间，才会转成鲜红色；牠们为了孕育下一代，历尽艰辛、万里迁移，生生不息，构成一幅幅震撼心灵的生命蓝图。
　　红鹤鸟的数目因近年受到环境污染与大量猎捕，几近灭亡边缘，迪斯尼《天翅奇迹》为红鹤鸟留下珍贵的影像纪录，藉此唤起关注的声音。
　　为了拍摄影片，制作者在Natron湖边居住了14个月。
　　这是动物界最神奇的一个群体。坦桑尼亚北部的纳特龙湖水的咸度超过死海，可是在这个湖边聚集了大量火烈鸟，其数目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的筑巢之地如此偏远和荒凉，以至于直到1959年欧洲一个鸟类专家才发现这片充满毒气的鸟类栖息地。这种玫瑰色的火烈鸟属于6种普查鸟类中人们知之甚少的那一种，它们是最富有色彩、最神奇也是异常漂亮的鸟群。

　　曾经惊艳世人的纪录片《地球脉动》，再次由来自BBC的制作团队倾力奉献出最新的第二季。在这一季里，观众们将继续见证地球各个角落动物、植物平凡而精彩的生命瞬间。本季总共六集，分为岛屿、山脉、丛林、沙漠、草原和城市，树懒、巨蜥、狐猴、海鬣蜥、帽带企鹅、雪豹、金雕、蜘蛛猴、美洲豹……大自然的神奇之手创造的万千生物以其各自的习性自幼生活在生身土地之上。他们顺应着严苛的自然环境，顽强追逐着明日的朝阳。然而人类肆无忌惮的活动则侵蚀着其他生物的生存环境。
　　它们渺小而伟大，通过BBC的镜头，生命的光辉得以放大，闪耀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是一档聚焦心理情绪的医疗类纪录片，以惧、悲、怒、厌、惑、虑等6种“情绪”为主题，表现处在不同生存境遇下的人，面对工作、情感、升学、就业、教育、爱情、亲情等人生命题时遇到的困惑和痛苦，以及为寻求破茧之路付出的努力。通过细腻充沛的情感、真实的矛盾冲突、跌宕的命运故事，以及专业而科学的解读，力图全面、立体、客观地呈现跟“坏情绪”有关的林林总总。鼓励人们正视自己的情绪，接受并拥抱它们，因为每一种情绪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How did a group of rebels create the world’s most famous street? In 1969 New York, this “gang” of mission-driven artists, writers and educators catalyzed a moment of civil awakening, transforming it intoSesame Street,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impactful television programs in history.

　　Reminiscences of a Journey to Lithuania de Jonas Mekas
　　États-Unis, 1972, 16mm, 82’, coul., vostf
　　musique : Konstantinas Ciurlionis
　　« Cette œuvre est composée de trois parties. La première est faite de films que j’ai tournés avec ma première Bolex à notre arrivée en Amérique, surtout pendant les années 1950 à 1953. Ce sont les images de ma vie, de celle d’Adolfas, de ce à quoi nous ressemblions à l’époque ; des plans d’immigrants à Brooklyn, pique-niquant, dansant, chantant ; les rues de Williamsburg. La seconde partie a été tournée en août 1971, en Lituanie. Presque tout a été filmé à Seminiskiai, mon village natal. On y voit la vieille maison, ma mère (née en 1887), tous mes frères célébrant notre retour, les endroits que nous connaissions, la vie aux champs et autres détails insignifiants. Ce n’est pas une image de la Lituanie actuelle, ce sont les souvenirs d’une "Personne déplacée" retrouvant sa maison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près vingt-cinq ans. La troisième partie débute par une parenthèse sur Elmshorn, un faubourg de Hambourg, où nous avons passé un an dans un camp de travaux forcés pendant la guerre. Après avoir fermé la parenthèse, nous nous retrouvons à Vienne avec quelques-uns de mes meilleurs amis, Peter Kubelka, Hermann Nitsch, Annette Michelson, Ken Jacobs. Le film s’achève sur l’incendie du marché aux fruits de Vienne, en août 1971. Le son : je parle, pendant une grande partie du film, de moi-même en tant que "Personne déplacée", mes rapports avec la Maison, la Mémoire, la Culture, les Racines, l’Enfance. Il y aussi quelques chansons lituaniennes chantées par tous les frères Mekas. »
　　Jonas Mekas
　　« Mekas n’a donc pas choisi l’exil. Les circonstances l’y ont contraint. Il y a deux sortes de voyageurs, rappelle-t-il à propos de Reminiscences of a Journey to Lithuania, ceux qui partent de leur plein gré à la rencontre du monde pour chercher fortune ou simplement aller voir ailleurs si l’herbe est "plus verte" et qui, à la manière du Wilhelm Meister de Goethe font de leur voyag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 et puis il y a les autres, les déracinés, ceux qui sont arrachés de force à leur pays comme de la mauvaise herbe et qui semblent condamnés au ressassement de la nostalgie, au travail infini du deuil. »
　　Patrice Rollet, « Les exils de Jonas Mekas », Les Cahiers du cinéma n° 463, janvier 1993

　　从冰冻极地到热带雨林，认识自然界最迷人的巨兽，它们证明了庞大体型也会带来巨大挑战。

讲述了皮克斯原创动画长片《青春变形记》幕后“娘子军'团队的故事。该纪录片深入幕后，采访导演石之予和她的核心领导团队，展现她们强大的专业能力，分享她们个人的成长感悟，正因为她们，《青春变形记》这部无比真诚、感人至深的爆笑喜剧才得以走上大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