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最后一战

　　该纪录片通过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轴心国分别在欧洲、亚洲、中东所挑起的战争，表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在海、陆、空的各个战场上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宏大场面。通过该片使我们充分了解到如：斯大林格勒、诺曼底登陆及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珍贵史实资料。
　　这是我能找到的《The World At War》最详细的分集名字了，有些是我自己起的名字 :cool!: 这部1974年英国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制作完成的宏伟巨作应该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权威的纪录片。看看他们做了多少工作就知道这部片子的分量，出现在他们影片中的有事件发生的当事人，有高级军官，有政治家，有普通百姓、还有普通士兵。整部大约26小时的影片中没有一个重复镜头，全部镜头均取材于当时的战时宣传影片或照片。该片的解说为著名英国演员劳伦斯奥里佛爵士，相信听过他诠释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的人对他的声音应该有印象。此外该片的资助人是大英博物馆，每集的拍摄都组成了单独的制作小组，有各自独立的编剧、导演，然后经过专门聘请的历史学家审评，再加以精心制作。我相信，在反映二战的纪录片中，不但过去没有，今后恐怕也没有能超越这部片子的了。
　　第一次看到这样翻译纪录片的，十分新鲜。不过令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影片带给我的震撼，当看到身临其境者一个个出现在屏幕上现身说法时，还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吗？比如第7辑《万岁！日本》中描述珍珠港事件，被采访的有日军计划制定者、特遣舰队的海军军官、驻珍珠港的日本间谍、空袭珍珠港的日军飞行员、当时在场的美国陆军军官、美国海军军官和水兵，甚至还有当时珍珠港的平民。短短20分钟的叙述让你永远难忘。

　　这部纪录片改编自阿伦·布莱格曼博士的书籍，探索了埃及亿万富翁兼以色列间谍阿什拉夫·马尔万的人生及其神秘死亡

　　Stefan Sick的纪录片在疗养院观察了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日常生活，并对这种特殊状态进行诗意的解读。

　　Follows Fields as he's dropped into some of the most extreme and deadliest places on Earth for seven days and his task is to keep himself and his small film crew alive and lead them to an extraction point.

　　这是一部关于玛莎·斯图尔特的权威纪录片，包含了一系列与这位偶像本人的坦诚访谈。从她在华尔街的早期起步到成为最早的网红，斯图尔特在每个十年中不断重塑自己。

聚焦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制作《大都会》的过程以及幕后那些事。

　　这部摇滚纪录片讲述了列入“摇滚名人堂”的芝加哥乐队的幕后故事，涵盖从出道时摇滚爵士融合曲风到榜首流行热单的演变。

　　这是一档介绍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拍摄住在全世界的中国人和住在日本的中国人的旅行式纪录片。由主持人阿部力或者导演竹内亮，带着观众们去拜访住在各地的主人公，了解他们的生活，找寻他们选择住在这里的理由。

　　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聚焦舒尔茨、《花生漫画》以及查理·布朗和史努比等角色的故事。该剧由露皮塔·尼永奥担任旁白，德鲁·巴里摩尔、凯文·史密斯、保罗·费格等也出镜受访。

　　在人类的蒙昧时期，渴望风调雨顺时的五谷丰登，促使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抬头仰望威力巨大的天空。于是，先民们开始了对天的顶礼膜拜，用各种方式对天祭祀，以求得天神的眷顾和庇佑。人类文明踏入新千年之后，在北京南郊，世人看到了一处庄严静穆的建筑群，它就是——天坛。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最初实行天地合祀，叫做天地坛。嘉靖九年（1530年）实行四郊分祀制度后， 在北郊觅地另建地坛，原天地坛则专事祭天、祈谷和祈雨，并改名为天坛。清代基本沿袭明制，在乾隆年间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改扩建。目前的主体建筑除祈年门和皇干殿是明代建筑外，其余都是清代建造的。
　　天坛建筑群，包括陈设列神牌位以及皇室先祖的皇穹宇，用于孟春祈谷的祈年殿，有“小紫禁城”之称的专供皇帝沐浴斋戒的斋宫等，还有享誉海外的声学建筑——回音壁，有着“人间偶语，天闻若雷”之说的三音石，以及充满了传奇故事的七星石等名胜古迹。天坛建筑群经过历代的修复和改建，集明/清建筑技艺之大成，是中国古建珍品，更称得上世界最大的祭天建筑群。

　　《空中浩劫》（Air Crash Investigation）是一个由加拿大的Cineflix公司所制作的纪录片节目。此节目主要介绍1970年代黑盒子发明之后所发生的近代重大航空事故。在第三季时，有三集穿插铁道事故及航海事故。
　　此节目在不同频道播出有不同的英文名称，于加拿大的Discovery频道播出时称为“Mayday”，在美国播出时称为“Air Emergency”，而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播出时称为“Air Crash Investigation”。
　　《空中浩劫》会以模拟演出的方式，分别以乘客、机师等不同人的视角，从一开始旅客登机、起飞，一直到事故发生、后续善后及调查为止，重现整个过程。在片中会穿插对于乘客及机师的访谈（若有生还者且其愿意受访时），另外也会访问空难调查人员、目击者等。取材以事故调查报告及相关新闻报道为主；若因调查单位不公开报告以致无法取得事故调查报告时，则会征询相关专家的说法以拼凑出全貌。
　　此节目对于飞机外观、空服员制服、机场等制作考究，但也并非100%做到与当时完全一样，偶有不相符之处，如波音737驾驶室变成空中客车A320驾驶室。模拟演出时，会找与当事人相貌近似的的演员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