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来了

　　本系列纪录片讲述了三组来自世界各地令人大开眼界的“特殊人物”。一对来自巴基斯坦的“太阳能男孩”——白天生龙活虎，太阳一落山就完全陷入瘫痪，全身动弹不得。一名被“偷走青春”的英国少女——明明只有20岁却长了一副60多岁的容颜。还有来自印尼的世界上最重的男孩——190多公斤的体重，几乎让他寸步难行。这些人都因为各种全球罕见的病症，被生活逼上了绝路。本片将通过对他们的跟踪采访，揭示这些特殊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抗自身命运的不懈斗争。

　　这部纪录短片聚焦奥林·奥布莱恩，讲述了这名富有开拓精神的低音提琴手如何成为纽约爱乐乐团的第一位全职女性乐手。

　　昨天我看了一个电影，是个法语片<最后的猎人，le dernier trappeur>，片子很很美，同时又有一点淡淡的忧伤，人们该好好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了。Trappeur中文翻译成猎人，但所指的是专门利用陷阱和夹子狩猎的猎人。片中男主人公Norman和他的印第安妻子Nebaska生活在远离城镇的大山中，延续传统尊重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的相处。而如今文明的发展，让那种自然和谐的生活越发无处藏身。Norman不得不开辟新的居住地才能捕猎到皮毛动物，他有妻子Nebaska和忠实的雪撬犬相伴。片中虽然没有很多镜头表现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但几个细节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很彼此关怀爱护的。Nebaska为劳累的Norman按摩脊背，帮助他建好新的木屋，女人的灵感让Norman那天一定带上猎犬Abas, Norman开始并不喜欢Abas,但结果正是Abas把他从冰水中救出。女人们是很少愿意嫁给一个猎人的，现代的妇女更愿意稳定的生活，住在城镇中。没人愿意把生活系在毫无保障的夹子上的。但Nebaska还是和Norman相依为命的生活在一起。那种纯朴的心灵最美。

　　越南战争对美国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社会分裂，削弱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它不仅是美国在军事上的失败，还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

　　六岁的孩子因为在学校了解到心脏停搏会引发死亡而彻夜难眠，母亲于是就是否应向孩子坦白真相和教师讨论。这部私人化的作品以模糊的童年记忆为基础，在现实与虚构的交替下，对死亡的新意识开始摧毁纯真。作品用鲜艳的宽屏画幅表现母子两人的情绪世界，精细的构图让人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的油画。 影片获得2017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短片金熊奖。

　　From the "socialization of suffering" to peace in the Basque Country: with extraordinary access to the principal players, this is the story of a 10 year process, which began with secret talks in a Gipuzkoan farmhouse and ended - after moments of hope and painful disappointments - with the broad anti-terrorist strategy that brought an end to the violence of ETA, increasingly rejected en masse by Spanish and Basque society, and isolated after their radical nationalist supporters opted for peace. -IMDB

　　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A portrait of Denmark's most acclaimed and controversial director, Lars von Trier. A meeting with von Trier on a private level as well as with his film universe. Filmmaker Stig Björkman follow von Trier during a period of more than two years, meet him at work, at home and at leisure.

　　这部纪录片由资深音乐录影带导演格兰特·辛格执导，以亲密的视角纪录了蒙德兹过去几年的生活和旅程。

　　聚焦舒尔茨、《花生漫画》以及查理·布朗和史努比等角色的故事。该剧由露皮塔·尼永奥担任旁白，德鲁·巴里摩尔、凯文·史密斯、保罗·费格等也出镜受访。

　　非洲大草原上，千百年来始终上演不变的残酷舞蹈。由于人类的捕猎与开发土地，狮子数量锐减，生存空间始终在缩小，母狮马蒂陶一家的领地便受到迁徙狮群的挑战。在争夺领地的过程中，马蒂陶失去了她的公狮，不得不带着三只小狮子一路逃开寻找新的领地。横跨河流的过程中，一只小狮子丧生，马蒂陶和剩下两个孩子成功渡河到了一片名为“杜巴”的小岛。修整生息之后，岛上又迎来同样被迫迁徙的野牛群，马蒂陶慢慢掌握猎杀野牛的技巧，也持续躲避其他狮群的追击，还要面对鬣狗的争食。“单身妈妈”马蒂陶和她的幼崽是否是地球上最后的狮子的缩影呢？曾经的百兽之王如今生存得这样艰难。

BTS 强势回归！这支偶像组合重返舞台，现场献唱大热金曲，并公布全新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