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ing the steps of an English botanist, in the landscapes of the Normandy coast, people and cameras look at flowers. This is an essay on attention and friendship, a cinematic herbarium.
2012年，荷兰哈伦小镇的一名少女在Facebook上为自己的16岁生日派对创建了一个活动，却错误地将私密派对设置成了公开。受好莱坞电影《X计划》的启发，荷兰青少年们将这个活动迅速传播开来，很快便有成千上万的人报名参加。 尽管警方和当地政府发出警告，但他们仍然认为不会有人来参加。由于没有为抵达哈伦的大量年轻人提供任何招待，派对很快就演变成一场全面的骚乱。
讲述一只初为熊母的北极熊带孩子的故事，在这个挑战日益艰难的世界中，年幼时的记忆帮助如今的它做好当母亲的准备，每一天都是新的冒险。
A Flash of Beauty: Bigfoot Revealed presents interviews from researchers and eyewitnesses. The film covers historical accounts of Bigfoot, the significance within the indigenous cultures, and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a Bigfoot experience.
随着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各种各样的食物也变得供不应求，但在这看似繁华的背后，食品安全却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影片从快餐业入手，逐步向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延展开去，揭露了大型食品公司经营者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不惜改变动植物的生长方式和生长周期，他们在经营上取得丰厚的利润，而代价却是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在看似清洁的食品加工流水线上，沙门氏菌和希氏大肠杆菌毫无阻碍渗透到食物当中，毒害着人类的生命。由于政策等方面原因，人们无法也无力拒绝大公司强加于身的迫害。在金钱和欲望面前，我们自取灭亡…… 本片荣获2009年华盛顿影评人协会最佳纪录片奖。
This Is a documentary about life and struggle of people for becoming professional gamers.
《好邮差》（The Good Postman） 导演：托尼斯拉夫·赫里斯托夫（Tonislav Hristov） 芬兰/保加利亚 入围2017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单元
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这部纪录片以纳萨尔格纳瓦乐队为线索追溯到灵魂音乐之起源，也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摩洛哥，一千多年前的非洲大陆。导演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能向世人展示这种宝贵的文化遗产之魅力。片中着重介绍了撒哈拉音乐，纳萨尔格纳瓦音乐以及著名诗人埃尔·梅迪巴的诗歌节选。
《空中浩劫》（Air Crash Investigation）是一个由加拿大的Cineflix公司所制作的纪录片节目。此节目主要介绍1970年代黑盒子发明之后所发生的近代重大航空事故。在第三季时，有三集穿插铁道事故及航海事故。 此节目在不同频道播出有不同的英文名称，于加拿大的Discovery频道播出时称为“Mayday”，在美国播出时称为“Air Emergency”，而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播出时称为“Air Crash Investigation”。 《空中浩劫》会以模拟演出的方式，分别以乘客、机师等不同人的视角，从一开始旅客登机、起飞，一直到事故发生、后续善后及调查为止，重现整个过程。在片中会穿插对于乘客及机师的访谈（若有生还者且其愿意受访时），另外也会访问空难调查人员、目击者等。取材以事故调查报告及相关新闻报道为主；若因调查单位不公开报告以致无法取得事故调查报告时，则会征询相关专家的说法以拼凑出全貌。 此节目对于飞机外观、空服员制服、机场等制作考究，但也并非100%做到与当时完全一样，偶有不相符之处，如波音737驾驶室变成空中客车A320驾驶室。模拟演出时，会找与当事人相貌近似的的演员参与。
里夫游历美丽热情、毒品泛滥、50年战火不止的哥伦比亚。游览热带海滨别墅，与民兵首领会谈，见证当地种植业者的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