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X

　　羅雷娜·拉米瑞茲是墨西哥的塔拉烏馬拉族人，過著恬靜的鄉下生活，唯一不平凡的是她會穿上涼鞋，參加超級馬拉松比賽

　　四川大凉山上的偏僻原民村落，过着人畜共食的生活。近年来，村庄通电有了电视，也陆续有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前来授课。苏甘以布与孤母相依为命，不识字的他借着电视与听课窥视外界。他赞许领导人政策，与来来去去的代课老师们谈起政治、经济、教育，不同认知与价值观针锋相对，带出对落后与文明的矛盾反思。

　　贫富不均对社会有什么影响？穷人真能掌握自己的未来？国际非营利组织STEPS INTERNATIONAL 所推动的《为什么贫穷？》（Why Poverty?）跨媒体计划，参与协同制作工作，与全球同步播出一系列探讨21世纪贫穷问题的纪录片。
　　《为什么贫穷？》是由总部位于丹麦的国际非营利组织STEPS INTERNATIONAL推动的非商业计划。Steps曾在2007年推动过《为什么要民主？》（Why Democracy?）。而《为什么贫穷？》即以此为基础，希望用影片刺激大众讨论贫穷问题；计划共同发起人还有英国广播公司（BBC）和丹麦广播公司（DR），这两家电视台也是本计划的主要合作伙伴和推动者。
　　这计划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导演，以“为什么贫穷”为共同题目，拍摄了每集一小时共八集的纪录片，让世界共同思考贫穷问题，探讨全球10亿赤贫人口的过去与未来。本系列纪录片于2012年11月起全球播放，台湾PTS与英国BBC、美国PBS、日本NHK、香港RTHK等在内的70余家电视台均加入联合播出，估计观众总数超过 5 亿人。
　　第1集　Poor Us: An Animated History of Poverty / 当我们穷在一起：动画贫穷史
　　第2集　Welcome to the World / 人之初 性本穷
　　第3集　Park Avenue: Money, Power and the American Dream / 有钱有庇护：金钱、权力和美国梦
　　第4集　Land Rush / 耕者无其田
　　第5集　Give Us the Money / 摇滚救贫穷
　　第6集　Stealing Africa / 生财有“盗”
　　第7集　Solar Mamas / 太阳能妈妈
　　第8集　Education, Education / 出路

　　这部引人入胜的纪录片聚焦马克·卡文迪什，讲述了这名职业自行车手的飞速崛起、悲惨坠落，以及不可思议的东山再起

　　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Sparks乐队由拉塞尔·梅尔、罗恩·梅尔两兄弟于1972年创立。该片记录了Sparks乐队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和影响力。

　　瑞典导演斯蒂格•比约克曼(Stig Björkman)第二部关于伯格曼的纪录片在2010年的戛纳电影节的经典单元中首映，名为《…但是电影是我的情妇》(…but Film is My Mistress)。这部电影由丽芙•乌尔曼引领，串起伍迪•艾伦、奥利维耶•阿萨亚斯、贝纳多•贝托鲁奇、阿诺•德布莱辛、约翰•塞勒斯、马丁•斯科塞斯、拉斯•冯•特里尔等人的评述，包括对伯格曼及其电影的评价以及对自己的影响。

　　BBC Wales’ new landmark natural history series Wales: Land Of The Wild showcases Wales’ spectacular wildlife as you’ve never seen it before. It’s an intimate look into animals’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and the fight for survival.

　　这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式4k高清展现老红军王定国及她所代表的老一辈及其感召下几代人进行长城保护故事的纪录电影。
　　2017年冬天，90后小有成就的长城专职摄影师杨东，通过央视春晚得知已经105岁的老红军、中国长城学会现任名誉会长王定国的传奇经历，接受了纪录电影《爱我长城》摄制组邀请他为王定国拍摄一张她心目中长城照片的任务。于是，他从家乡我国长城最东端辽宁丹东虎山长城出发，一路拍摄长城，一路了解王定国等老一辈保护长城的故事，到达了我国新疆边境最西端的长城。在一年多的拍摄过程中，他了解到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习仲勋“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感召下，王定国、罗哲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长城保护中的光辉业绩和高风亮节，也了解到在他们关怀和影响下，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国际长城专家林赛、农村党支部书记吕成贵、大学教授赵琛等在新时代用不同方式传承保护长城的精彩奋斗故事，他对长城精神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最终杨东用长征信念和长城精神拍摄到了一组高质量的长城照片，并在2018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获得广泛关注。当他把最满意的一张名为《大国战号》的照片送给病榻上的王定国时，年已106岁（2018年）的王定国露出了欣慰的神情。

 Documentary about Elvis Presley, featuring never-before-seen footage and recordings.

　　故事讲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故事，而是我们身边的故事，或者，那就是你或者我。影片的主角都是文昌中学的在读学生，他们是对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科技社微星部符诗语，习惯在夏日炎炎中汗洒操场的排球队主攻手苏运霖，还有依赖于舞蹈表现自己的舞蹈队领舞黄艺。他们共同演绎往昔的峥嵘岁月。